浅析纪实摄影中的文学色彩

黄一鸣

   应该承认，纪实摄影与文学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它们在实质上有着极其相同的特征，关注的都是人。

在所有不同种类的摄影中，有一类摄影是最具生命力抑或历史感最强的，它就是以文学色彩和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为内涵的纪实摄影。如果说，文学就是人学。那么，纪实摄影就是人性的摄影。正如捷克摄影家强·索德克（JAN Saudek）所说：“摄影基本主题，对我而言,绝大部分意味着‘人’”。事实上，也正是纪实摄影中的文学特征，才使得我们知道怎样用镜头记录下这个世界带给人类的欢乐与痛苦，辉煌与灾难。记录下人性的种种优越和残缺。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已有许多的摄影家们，用真实的记录方式，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类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历史性地记录下来。在以这种方式的创作中，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特别著名的纪实摄影家来，如L·海因（Lewis Hine）、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布拉塞（Brassai）、亨利·卡笛尔—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马格丽特·波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W·尤金·史密斯（W·Engene Smith）、D·吕昂（Danny Lyon）以及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cbastiao Salgado）、玛丽·爱伦·玛克（Mary Ellen Mark）等等，这些大师们都以他们创作的一幅幅、一部部史诗般的纪实摄影作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仍令世人所瞩目。基于此，本文是要对纪实摄影中的文学色彩和历史价值、文献价值的作用进行分析，即对纪实摄影中如何以文学特征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历史性记录寻找理论依据。

文学是指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或说是研究人与社会的语言艺术。作为真实记录人类社会生活并将拍摄到的内容强烈诉诸社会的纪实摄影，以其特有方式在创作中充分运用文学性的表达方式，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以及给予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已成为一门独特的、任何艺术方式所无法替代的艺术表达形式。以下让我们看看纪实摄影是怎样运用文学性表达的。

  一、 文学性表达在纪实摄影中的运用

纪实摄影的文学表达，是指纪实摄影中用文学特征，叙事性的表达和对事件中的人物的观察、刻划以及对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描述。把握文学性在纪实摄影中的发挥，决定了纪实摄影是否在作品创作中充分表现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用摄影语言真实地记录、完整地描述、精细地刻划从而使主题升华，是纪实摄影中文学色彩存在的关键。

在文学理论原则中，文学艺术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反映一定的生活本质，具有认识社会生活、启发人、教育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纪实摄影在其创作发展进程中完全认同并承袭了这一理论原则。就是用一种平等的、同情的、理解的方式去看待被摄对象的，其目的就在于不是把摄影作为一种机械的翻拍手段，而是从客观的生活、主观的情感上接近被摄者，将镜头前的情景真实而典型地传达给读者或社会，以期完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怀的结果。美国早期纪实摄影家刘易斯·维克·海因曾说：“我要用摄影来表现必须纠正的社会”。他在接受了美国“国家儿童劳工委员会”的聘请，拍摄了在工厂和矿山做工的童工悲惨处境的作品集《童工》，通过大量图片揭示了童工生活的黑暗面。以其图片内容的震憾力促使国会通过了儿童的《儿童劳工法》。海因用手中的相机聚焦身为社会人而得不到社会权利的苦难儿童，以他深切的同情心，唤醒了有良知的人们。这与葡萄牙作家戈麦斯（Pereira Gomes）描写压迫下的童工悲惨生活的小说《被剥夺了的童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八十年代，当萨尔加多在巴西巴拉州的萨拉普拉达高原露天金矿拍摄时，他看到了世界上最艰苦、最危险的劳动场面：五万多名淘金者挤在一个巨大的土坑之中，他们背负着沉甸甸的矿土，靠摇摇晃晃的木梯爬上爬下，随时都有摔死的危险。萨尔加多说：“我感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平，良心驱使我把他们拍摄下来，借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萨尔加多正是一位崇尚人道主义，把“用信念去摄影”作为自己生活准则的纪实摄影家。

实际上，无论是海因的《童工》，还是萨尔加多的《劳动者》都体现出纪实摄影那种对人性敏感的关注、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描述。而真正能支撑作品灵魂的仍是关注人性、具有人道主义的文学色彩。这可以说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精神。所以文学色彩是纪实摄影实现它的人文主义与历史价值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二、纪实摄影中文学色彩的特征

既然认为纪实摄影中存在着文学色彩，这就意味着其应有的文学特征。首先我谈特征之一的现场感。著名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有一句精彩的格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后来，被摄影界演译为：“你拍的不够好，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摄影者尤其是纪实摄影者必须是事件现场的见证人，这一点是其它任何艺术所无法替代的。所谓现场感就是作品中蕴含着时间和空间的表达。文学作品的现场感是用文字进行语言表达和场景描述的。而纪实摄影的现场感则是通过摄影语言和图像描述，给读者传达所见所闻的。1984年，萨尔加多在埃塞俄比亚拍摄的《因饥荒而惨死的儿童》是一幅现场感极强的作品。作品画面是一个因饥饿而死的皮包骨头的黑人儿童，他的亲人正用颤抖的双手，弓下同样皮包骨的身子收敛那儿童死尸的情景。其情其景，使每一个能看到这幅作品的人，都会有一种身临其境，为之动容的情感产生，这里一切文字和语言都显得苍白而多余。同样，威廉·马伦和奥维·卡特这两位“1975年普利策奖”获得者在反映西非沃尔特河的病灾时描写到：“特干达也失明了，但他不能再做任何工作。因为在麻风病中他失掉了手指和脚趾。大部分时间他在小泥棚里因患病而籁籁发抖。他的妻子也帮不上忙，因为她也失明了，而且发了疯。躺在棚屋里，周围一无所有”。同样是灾难，同样是描述真实情景，同样都把读者的情感带进了事件的现场。不同的只是前者用摄影语言而后者则用的是文字语言。应该说其效果是相同的，都倾注并准确传达了作者的情感因素和现场感受。

    纪实摄影中表现文学色彩的另一个特征是真实感。著名摄影理论家、美籍华人李元先生说：“摄影是不会说慌的，人们总是如此看待摄影的，这也促使摄影家严肃认真地去表现生活的真实。”应该说：真实是纪实摄影的根基所在，也是文学色彩最为浓厚的体现。文学理论的原则是：“只有当作家能够认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并且有较高的表现能力时，才能程度不同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真实，揭示出某种社会现象的本质意义。从而创作出艺术性和真实性一致的作品”。也正是为追求作品的真实性，玛丽·爱伦·玛克用了整整10年思考、3个多月的创作时间，在孟买的福克兰路上，忍受着辱骂和杂物的投掷，硬是用自己的行动和情感赢得了当地妇女的信任。拍摄了一本“暴露而不淫猥，令人悲哀而不沮丧”真实反映各种妓女个性情绪的书——《福克兰路》。成为在深渊中受苦受难的不幸灵魂的最生动、最真实的见证。丹尼·吕昂在拍摄《与死亡的对话》时，与死囚在监狱生活了14个月。为此他说：“在14个月中，……我试着用一切所能把被囚禁的生活拍得如我在现实生活中所知的那么痛苦。监狱部长贝托在一开始时就告诫我，别让这些罪犯们骗了，因为你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在狱外的所作所为。没错，我只是看到我眼前的事实而己”。吕昂在拍摄时十分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罪犯们的牢狱生活。正因如此，才使得吕昂的《与死亡对话》这本集子显得格外真实动人。

显而易见，纪实摄影创作的形式与内容往往是一致的。而文学色彩特点的加入，使得作品内容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包括创作主体的心理状态在内。它不仅标志着摄影作品在表现形式上的有力突破，而且体现着作者心理感受以及文学动力、审美观念乃至整个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样一来，作者就会把对社会的思考转化成创作的实践，促使创作走向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多内涵的历史——文学——摄影——社会这样广阔的天地里。

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家的感情，这是基本具备的一种人性条件，他的创作也同样基于此而前行。我想谈的纪实摄影中文学色彩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情绪感，也就是情感色彩。这是作者希望使作品具有作者个性化色彩，形成浓郁的个人风格。通过由此创作的作品去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达到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目的。纪实摄影在人类对情感的认知方面，特别是在唤起对那些灾难和非正常生存状态中人类的同情和关注方面，都具有其它类别摄影所无法取替的作用。

被评论家称为“以好小说家的文笔勾勒出那时代的回忆录”的布拉塞，在出版了反映巴黎夜生活所有面貌的《夜之巴黎》后。作家亨利·米勒深受感动地说：“代表我的死与复活的都市巴黎，它的一切情景都被纳入这些照片中了。”而布拉塞则是以追求摄影自身的表现为特色的摄影家，他对人生的观察是独特的，而且还保持直观人生所反映出来的深沉情绪。

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而人道主义以其“把人当做人”的原则成为文学的基本精神。所以说文学之所以是人学，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基于文学的这一人道主义立场上来了，确定了这一立场，我们再回到纪实摄影中的文学色彩特征上，就不难发现，这种特征使得纪实摄影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性质。而以这种人道主义作为内在基础的纪实摄影就更充分地显示了它的生命魅力。

W·尤金·史密斯为了拍摄《水俣》这个专题，在水俣村租了一个房子，前后共住了四年多。专题在1972年《生活》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全世界对公害的重视。其中最著名的《智子与母亲》这幅作品成为整个专题的代表作，为世人们所认知。史密斯在介绍拍摄这一作品的经历时说：“眼见这个画面构成了我想说的东西，是这样的感人，我觉得泪眼模糊，简直难以按下快门，然而我毕竟拍了。我自问，什么是你个人一向最信守的哲理？是人性。”史密斯的作品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世人。他非常重视个人创作情感，为此，他曾撕毁了自己初期的全部作品。认为：“这些被摄体的深度虽深，可是我的情感深度却太浅了”。

三、成功的纪实摄影作品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根据以上我们分析的文学色彩特征，就不难看出这样的事实：成功的纪实摄影作品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萨尔加多在他的作品集《劳动者》中，用摄影的语言讲述了全世界劳动者的故事。他用摄影的独特语言实现了用作品去感染和推动社会发展进程的目标。他始终坚持创作的作品必须让处于地球不同经纬度的人们都能看得懂，甚至被感动，而不是靠文字去诠释。他这种独特、苛刻与严格的图片受众接受角度，逼迫萨尔加多必须在锤炼影像表现上的非凡功力，寻觅那种“一图胜千言”的形象能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开始更需要形象语言的解读。文学的形象思维在摄影中变得更具体、更直接。1998年，萨尔加多在上海与摄影界人士见面时说：“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着一种世界语言，有人认为英语就是世界语，其实不是。影像语言才是真正的世界语。我所拍的上海的作品，无论是拿到英国、美国、日本去，大家都能看得懂。应用世界语的人，就有权力表达他看到的一切，不管是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只要他是出于真心，就可以表达一切”。萨尔加多的《劳动者》专题，正是熟炼地运用了这一影像语言，成功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劳动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组作品：一组是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科威特的油井灭火之战；一组是20世纪80年代巴西巴拉州的萨拉普拉达的露天矿井中淘金的工人。这两组传世之作已成了《劳动者》的代表。萨尔加多用摄影的语言把工作过程叙述得非常透彻，其实这也是很形象的文学作品。在上海图书馆，我认真观看了萨尔加多本人放映的《劳动者》的幻灯作品，在一个半小时的放映中，没有靠任何文字解说，只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作为背景音乐。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让人心灵震憾。萨尔加多说：“我在拍摄这些作品时，首先选择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拍摄对象，然后用语言把我的意思说出来，它不是通常的口语，而是一种让人一看即知的语言，可视的语言”。他说：“我相信一种哲学，发展的哲学，当你总结社会生活时，当你抓到反映一个重要的‘点’时，要强迫自己必须通过可视语言将所感受到的表达出来”。

我们在欣赏纪实摄影作品时，将画面转换成抽象的文字语言，而文学作品从文字语言转换成图象画面。因此，文学和纪实摄影是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的。我认为，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应当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努力培养和提高文学方面的修养，训练观察和表达能力。这样将对创作大有益处，才有可能拍出有深度的纪实摄影作品来。